世界要闻：1946年3月，戴笠收到军统中将警告，准备马上辞职出国，为何最后没逃出去？

文强传中有这样一段话：“与我相处十二年，他对我是特殊的对待，我感到他对我是一贯的信任，一贯有礼貌。我没有向他求过官，却将我的官阶升得比他自己还高还大。”

生于1907年的文强可能有些人不熟悉，一提到这个名字，很多人都会想到1955年出生的另一个人。咱们今天说的是毕业于黄埔四期，曾当过军统中将的文强，他口中的那个“他”，就是军统局少将副局长戴笠戴雨农。

军统（保密局）系统大区、省站级别的特务，一般是上校起步，少将封顶，中将特例，我们知道的军统特务中，区站长级中将只有文强一人，沈醉在被抓前升任中将游击司令，那时候军统已经改名叫保密局三年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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戴笠自己的军衔还只是少将时，就已保荐文强升到了中将，这份情谊文强当然记在心里，他也知道戴笠为何不喜欢下属在公开场合穿军装：1945年3月8才从步兵上校晋升为陆军中将，他挂的两颗将星，那是“职务军衔”，当年军界开玩笑，总是喜欢将“职务军衔”与“同进士”、“如夫人”并称。

戴笠自己是上校或少将的时候，并不阻止部下晋升为少将中将，他四处捞钱，也没少给中高级特务分肥。军统之所以更名为保密局，并裁员一多半，就是因为毛人凤能力不如戴笠：戴笠有生财之道，毛人凤只会朝蒋介石伸手，“伸手牌”的毛人凤仅凭自己的能力养不起那么多特务，日也想夜也想，想出一张杀人榜——裁员。

被裁撤的特务跑到戴笠坟头又哭又骂，沈醉被踢到云南去当站长，文强早就见势不妙，马上跑到同乡世伯程潜那里谋了新的职位：“毛人凤的资格比我低，我已经是中将，他还是少将。军统局内分为三派，相互争得厉害，郑介民、毛人凤、唐纵都要当局长，我看三派势力都很强，我如果再在这里搞，就会出问题。他们哪一派都会随便把我打掉，我接近哪一派，都会有杀身之祸。（本文黑体字，除特别注明外，均出自文强与沈醉回忆录）”

如果戴笠不死，文强未必会离开军统，而是极有可能跟戴笠远走高飞：在戴笠坠机前，文强曾经给戴笠支招，戴笠好像也听进去了——他俩半开玩笑地约定一起脚底抹油开溜。

文强和沈醉这两个军统（保密局）中将，性格并不完全相同，比如在描述戴笠之死的时候，两人的笔法就完全不一样，在他们合著的《戴笠其人》中，沈醉的文章在前，小标题叫《恶贯满盈，死于非命》：“这个凶狠残暴的刽子手，便这样结束了生命……这个搞了大半辈子特务活动的恶魔……暴尸三天之后才被发现。”

沈醉的回忆录很有意思，他字里行间流露出对戴笠的感情，也是前后差异巨大，而文强的回忆文章则比较文艺：“他姓戴，而他坐的飞机撞在南京附近江阴这个地方的戴山（很多资料上都是岱山，不知是不是后来改的名字）上；戴笠的身体冲进山中的沟里，这条沟叫做‘困雨沟’，而戴笠的别号恰恰叫做‘雨农’，戴笠的小名为‘春风’，他摔死的日子，正是春风轻轻。”

戴笠并不知道自己会在困雨沟困了三天，沈醉也不知道还没等自己跳伞技术练好，戴笠就已经被找到了，但是他记得戴笠谋求当海军司令是对自己的承诺：几个月前，戴笠自以为有美军柯克上将的支持，入主海军已成定局的时候，已经内定唐生明为参谋长，沈醉为副官长。

从军统局总务处长改任海军副官长，可定前途更好，所以沈醉对戴笠应该是很感激的，而文强跟沈醉则是两个想法——他不但劝戴笠不要跟参谋总长陈诚竞争，还建议他辞去本兼各职远走海外，并表示自己可以跟戴笠一起开溜。

据文强回忆，在1946年年初，戴笠就已经预感到前途艰危：“他精神非常烦恼苦闷，唯恐蒋介石把他一脚踢开。他曾说过‘伴君如伴虎’，曾几次到了要被‘赐死’的关头。”

戴笠的烦恼自然不会跟沈醉倾诉，但是对“念观兄”文强（戴笠一向称文强为“念观兄”，文是黄埔四期，戴是黄埔六期，文强比戴笠小十岁），他却毫不隐瞒（文强是戴笠邀请进的军统，二人在抗争期间合作很多），在宴请柯克上将的酒后，戴笠问了文强一个问题：“你从形势上来看，我们团体的前途怎样？”

文强推心置腹有啥说啥：今年重庆开过三次大会，都对咱们大大地不利，尤其是双十协定会议和参政会都强烈要求取消特务机构，连蒋校长也难以拒绝，咱们悬了！

当天两人都喝了点酒，有些话说不明白，就约定第二天再次密谈。

第二天的文强更加清醒地分析：军统目前可谓内外交困，外有三大会议要取消特务机构，内有陈立夫、陈果夫、陈诚“三陈”作对。现在连复兴社早期的大佬宣铁吾、李士珍、黄珍吾要端锅，这是我们致命的难关。

文强接着分析：军统虽然到了生死关头，但也不是一线生机都没有。第一、外面强烈要求撤销特务机构，恰好能说明咱们的重要性；第二、打内战（文强用的是另一个词）是校长的既定方针，既然要打，我们就有戏可唱；第三、咱们跟美国人的关系不错，校长也会考虑到这一点。只要我们化整为零，就能堵住反对者的嘴，也能为校长分忧。

戴笠点头表示赞同：“你分析的这些，我也盘算过，问题是遇到了端锅的对手（宣、李、黄），这比三大会议的外敌和三陈的内敌还要棘手！”

文强说出了自己的想法：“我看，唯一的对策是以退为进，否则难以渡过难关！”

文强举例说明：校长自北伐以来也有过三次下野，以退为进的办法，就是暂时避避风头，以出国考察为由，自请出国一游，将烂摊子丢给郑介民，让毛人凤辅佐，这样才能万无一失。

文强下面的话又有点一针见血了：“校长在双十谈判和停战协定所用的缓兵之计，又能骗得了谁呢？等到大打内战时，自然就少不了借重处。假若出现了拜将（指谋求海军司令一职）不得的局面，特别是与美关系还不牢靠时，绝不要轻易归国，必须等到校长一再电召、身价百倍而后归，这才是新局面的到来。”

戴笠听了文强一番剖析，也颇有茅塞顿开之感，他笑着送文强出门，文强这时候才露出真实想法：“假如出国畅游的话，请不要忘记带我一同去呀！”

阴沉了好几天的戴笠终于露出了笑容，他哈哈大笑着与文强握手告别，然后就紧锣密鼓张罗出国，还兴致勃勃地问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：我回重庆后即将赴美一游，你需要什么外国玩意儿，我带回来相赠！

文强没有机会跟着戴笠海外一游，孙连仲也没收到戴笠的礼物，而戴笠之死，在当年也至少有三四种说法，美国战略情报局的专家斯坦利·拉维尔《戴笠之死》提出的说法更是离谱：戴笠要对汉奸进行大清洗，所以就被人在飞机上安放了炸弹。

沈醉否认了戴笠被炸一说，文强则对此不予置评，读者诸君看完沈醉和文强的回忆，心中可能也会萦绕一个谜团：如果戴笠听了文强的话之后马上拔脚开溜，他的结局又会如何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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