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史｜张季鸾：榆林城走出的报界宗师

他手执一笔，指点江山，为国家兴亡奔走呐喊，喊出了“四不”宣言；他淡泊名利，以国家、民族利益为重，展现出一个知识分子的博大胸怀，与书法大师于右任、水利专家李仪祉同被誉为“陕西三杰”；他是榆林人的骄傲，媒体人一生追求的典范。他就是张季鸾。

一介书生，却令井岳秀为他下跪支镫

张季鸾，名帜章，祖籍榆林，1888年生于山东邹平县。他的父亲张楚林于光绪二年考取进士，为榆林地方百年来稀有。为此，张楚林一直念念不忘两人，一是时任总兵刘厚基，二是知府蔡兆槐。据说他还在家中给二位立了牌位，令子孙后代祭奠。

榆林城里的人大多都听过许多关于张季鸾的故事，这其中，要数他回籍谒墓时，井岳秀给其下跪支马镫最广为流传。

这是发生在1934年8月的事。张季鸾先父百年纪念、先母三十年祭辰，他回籍谒墓。到达榆林，时任国军八十六师师长井岳秀闻讯，专程到城南二十里的三岔湾迎候，并下跪支马镫，扶其上马（另有一说是手抓马镫，扶其上马）。行至南关阁，井岳秀又是上前扶张季鸾先生下马进城。

一个堂堂国军将领、权倾一时的“榆林王”，竟为一报界人士远迎、下跪和支镫，真让人难以想象。更让人惊异的是张季鸾先生随井岳秀进入榆林城，其时天已昏黑，当地百姓却夹道而立候迎，这在榆林城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。

期间各校纷请演讲，张季鸾先生有请必应，并请大家提案质疑，师生所出难题，张季鸾先生一一作答，无不中肯，令人叹服。

张季鸾先生返里，颇为风光，所到之处，恭维话听得耳朵也磨出茧了，他总不免谦虚一句，“一介书生而已”。其实他何止一介书生，究竟有何来头，且听我们慢慢从头道来。

张季鸾先生的父亲张楚林是一个饱学秀才，四十多岁中进士后，分发山东做了几任知县。小心翼翼力求不昧良心，名声是好的，“终身儒素，不苟取与，与人厚，自治恶，工文辞书法，未尝自诩，教子孙专志经史，勿盾举业”。他为人正直，不趋炎附势，常常受到知府的申斥，仕途不顺，心中憋着一股怨气，自不必说。

他与前妻所生的三个儿子，两个已长成，老三带在身边。张季鸾是他与后妻生的儿子，从小喜阅课外书籍，“年少而奇”，较早地对社会有一定了解和体验，其思想、精神和知识需求丰富且杂。

张季鸾的可贵之处就在于过目成诵，且从诸多需求中敏锐、准确地抓住关键、重要之点，展露过人才华。

张季鸾的生母是鲁南人氏，她的父亲是个穷秀才，她自幼耳濡目染亦精通文墨，理家十分勤俭。

生活在这样知书达理的家庭，张季鸾从小就爱读书，其读书最大的特点是全神贯注，对于他感兴趣的东西能过目不忘，十岁左右所作的文章已能成篇，四书五经都已读熟，还常常爱问国家大事，也不时把自己珍藏的顾亭林、黄宗羲、王夫之的著作翻阅查看。

他的父亲常常对其母说：“这孩子很聪明，比他三个哥哥都强，会成大器的，只是身子骨太单薄，你要好好抚养他，加以调理。”

张季鸾13岁时，他的父亲去世，悲痛之余，他陪母雇佣了马车，要把他父亲的灵柩运回故土安葬。他们日夜兼程，目的地就是家乡榆林。

回到榆林，张父入土为安。张母原以为张家与人合开的那个津货铺子可以使他们母子衣食无忧，哪想到铺子已经关门，经手人吞没了款子，这真是一个晴天霹雳。但张母是一个坚强的女性，摸摸包裹里仅有的几个元宝，毅然对儿子说：“天无绝人之路，我会把这个家撑起来的！”

话是这么说，但之后张家生活甚是艰难，张季鸾上不起学，只好外出游学。名义上是游学，实际上是因生活所迫外出糊口。

就在其时，他遇到了影响他一生的人——延榆绥道署陈兆恒，“爱其才，怜其贫”，让张季鸾和他的儿子一起在榆阳书院就读。

“作文一挥而就，诗意超群”，这是张季鸾就读于榆阳书院时，同学们对他的赞誉，因而他便有“神童”之誉。他渐渐地接受了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”之思想，构建了以天下为己任、忧国忧民的思想基础。

其实大凡读书人可分为两类：一类是“书袋”，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，读过的书有一人多高，不管是什么书，只要是学校里规定的便只管读来，一本一本地装进肚子里，却并不消化，也不会创造，所以叫“书袋”；二类是“书锥”或“书钩”，这些人的眼睛就像锥子，读书处处留神要问个为什么，必须把那本书用锥来穿再钩出点什么才肯罢休，他们读的书不一定多，但是思维越训练越发敏捷，碰到问题一针见血，又举一反三，因此也就不断地有所发现，有所创造。

张季鸾乃是后一类人，在榆阳书院读书半年，他像是经历了一场漫长而奇幻的梦，个子虽然没长多高，但识见阅历却突然成熟起来，学业精进，展露非常才华。

田善堂先生虽是一位宿儒，但对小小年纪的张季鸾有些束手无策，尤其是后者勤学好问，往往使他难以应付。勉强过了半年后，颇有自知之明的田先生对张季鸾说：“你天资聪明，家学渊博，老朽无能，不能再耽误你学业了，你还是到礼泉的味经书院去攻读吧！”

这年秋，张季鸾首次离开母亲怀抱，来到了礼泉拜关学大师刘古愚老先生，得其指点，他的学识和人生观都发生了重大变化。后来转到三原宏道学院读书，在这里他结识了比自己大几岁的于右任先生，以及后来在辛亥革命、护国之役崭露头角的多位陕西精英。

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，张季鸾的学业突飞猛进，成为了佼佼者，进入了不少学子梦寐以求获得先生赏识和器重的行列。曾被他常常登门求教的陕西台学沈卫（沈钧儒父）赞誉道：“这真是一位好学而又富于想象的青年，他所提出的问题，不是一般的问题，而是要通过共同探讨才能解决的。”

张季鸾与夫人陈氏、儿子张士基合影

除了刻苦读书，张季鸾还爱思考，当他的头脑中突然涌起什么思潮时，就立刻记在他的杂记本上。此外，他还好与人探讨，而沈先生倡导的新学注重经世致用，对张季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张季鸾赴日留学是陕西官费派遣。那时候出国留学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，即使是书香门第或达官贵人的子弟，也鲜有此等好事。官费出国留学深造者，更是寥寥无几，足见张季鸾当时才华横溢。到日本不久，由于勤奋努力，他的日文日语很快就能听讲、笔记，各项课程全能应付裕如。

他赴日所学的课程主要是政治经济学，还接触到了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说，以及西方自由、平等的资产阶级思想。这些对他起到了醍醐灌顶的作用，他开始渐渐觉醒，同情和支持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，并认识到青年乃是人生最宝贵的时期，亦是人生最有为的时期。

这一时期，革命的形势异常高涨，孙中山先生在东京组织了同盟会，并在成立大会上演说：“吾等革命，总要有个主义，那么吾等主义是甚么？乃是民生主义、民族主义、民权主义……”张季鸾坚决响应“三民主义”的口号，并经同乡康心孚介绍，谒见了孙中山先生。有书籍、报刊和杂志想当然地说其时张季鸾义无反顾地加入了同盟会，其实非也。

事实上，当同盟会陕西支部长井勿幕征询其是否愿意加入同盟会时，他断然表示没有这个想法，并言明自己已立志要当好一个新闻记者，以文章报国。他很清楚，要做好一个记者，最好要超然于党派之外，说话才可以不受约束，不必宣传一种主张，也易于发挥自己的才能，更易于为广大读者所接受。正因为他有如此境界，于右任在后来作怀念他的诗中，有“发愿终身做记者，春风吹动耐寒枝”之句。

“没坐过牢，不是好记者”

在日本留学期间，张季鸾经常阅读当地报纸中的时事新闻，对新闻事业更加浓厚起来。他已感到报纸颇能影响人心，认定报纸是救国的有力工具。

1908年，在日本留学的张季鸾回国至榆祭祖，但主要是其母生前为他订了一门亲，女家催迫甚紧。与高芸轩女士完了终身大事后不久，他即启程再次东渡。

孙中山非常赏识张季鸾的人品和才华，对他十分器重并委以总统府秘书之重任。此时张季鸾还不到24岁，但才华横溢，文采不凡，《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》等重要文稿出自其手。由他发给上海《民立报》的“中华民国临时成立和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”专电，此乃中国近代报业史上第一份新闻专电。

这一时期，有些文化人因为虚荣心太强，理念为欲念所乱，不能保持自己纯洁的人格，利欲熏心，趋炎附势，乃至附会于军阀、政客而嚣张起来。他们以为领个头衔就能够吹牛拍马，耀武扬威，哪知道什么报国一类使命。

相比之下，张季鸾身上最值得人们崇敬之品质，即文人之铮铮傲骨和锐气，笔成为了他手中极具杀伤力的武器。在他的新闻思想中，言论报国、新闻救国是从事新闻活动的重要目的。其文风大胆勇猛，时常显露“惊人之举”。他常言：“上天生吾等并非混世而来，乃有相当责任托付吾等，此乃使命。吾等绝不盲从、冲动，自暴自弃而放弃自己的责任；绝不吹牛拍马、充当走狗一类之人。”

当1913年初，袁世凯与英、法、德、日等五国签订了出卖主权的《善后借款合同》，张季鸾通过采访得到了这一合同的全文后，即在上海《民立报》直言不讳地披露了此桩肮脏交易，引起轩然大波，这成为了“二次革命”的一个导火索，报社被查封，他自己也落得被囚禁三月有余。

几遭不测，备尝铁窗滋味，但他并未垂头丧气，依然硬骨铮铮地坚持自己的见解，百折不挠。段祺瑞当政后向日寇出卖了国家主权，他又因在报纸上揭露其卑劣行径，再度入狱。

在狱中痛苦地呆了几天后，张季鸾感到随时有被拉出去杀头的危险，他只要一想到自己的前途，就感到万分的恐惧和伤心。

可是，他并不总是这样悲观失望，倒觉得这次入狱是件非常幸运的事，因为自从入狱后他与外界隔绝，为了解除寂寞，只有读书、思考，他还对自己早期的撰稿和办报经历进行了反思和总结：虽未加入任何党派，然一直效力革命派报纸；作为政党报纸，其言论备受约束，而言论自由是他内心深处一直追求的目标；不同党派报纸进行论战，报纸出现互相攻讦、谩骂等格调不高之言论，甚至低级趣味之言辞，如此与传统知识分子那种清高自好的特质相悖；政党报纸常常因种种原因，比如经费不足、经营不善、党派之争、权力之争等而停刊。

做一名好记者是张季鸾一生的追求，而旧时有句话：“没坐过牢，不是好记者。”在那黑暗的岁月里，记者要说真话，敢于坚持进步，争取民主，没有不吃苦头的。张季鸾两度被捕，受尽牢狱之苦，在这一阶段可以说是经得起考验了。他很想投入这革命的洪流，但思来想去，唯新闻记者适合自己，更加肯定了《新闻报》所拥有的言论自由。

接办《大公报》，笔墨之间尽显傲骨

张季鸾命运转机的关键时期是1926年，这一年他闻知旧《大公报》停刊，似触动灵感，觉得此报名就让人产生诸多遐想，遂向友人吴达铨提出接办此报的想法：“此报停刊是很可惜，不如我们接来重新办理，岂不甚善？”

谁能想到，张季鸾执掌《大公报》后，竭力改变只靠摘引官方文件发布消息的陋习，千方百计必欲得事实的真相而发出第一手消息。

《大公报》靠锋利的笔触和良好的经营，旗开得胜，很快在报坛独树一帜，实属罕见，这也成为了张季鸾一生命运的转折点。从此，他开始了向影响全国，震惊世界，获得莫大荣誉的征途一步步地迈进了。

抗战时期与友人合影(左三郭沫若,右一雷震,右三陈豹隐,前排中张季鸾)

在整个抗战时期，他携一张《大公报》与国家同生死，与民族共命运，以广博的学识和深厚的文字功底，撰写了大量分析透彻、文风犀利的文章，驳斥“亡国论”，坚持团结抗战，对日寇暴行口诛笔伐，大大鼓舞了国人斗志。

道德之光常常燃起智慧之火。有人曾问张季鸾先生获得成功的经验，他奉告人们：“人只有献身社会，才能找出实际上是短暂的而又有风险的生命的意义。”事实上，张季鸾先生之所以取得如此成功，不只是得益于他那出色的语言和表达才能，更重要的恐怕是在于他那明晰而聪慧的头脑，以及社会责任心。

鲜为人知的是，张季鸾先生为报效祖国，喜欢拳术，练就了一副强健的体魄，这为他能精力充沛、不知疲倦地读书和写作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他还酷嗜研究昆曲，与曲师多有交往，虽然在这方面没有什么建树，却使他的业余生活丰富多彩。

他一生多在外地，但他一直心系家乡，无论发生大旱，还是鼠疫蔓延，他都出手相助。遗憾的是人过中年，膝下无子，后续娶了一位年轻的陈孝侠女士，于1937年才得一子。于右任先生曾于他五十寿时，赠诗有云：“榆林张季子，五十更风流。”其兴趣风雅，尤可知其概略。

当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后，张季鸾先生本想一鼓作气，再为抗战救亡完成一系列文稿，却出现了使他最难过的岁月。

他那废寝忘食般的筹谋和写作，所付出的巨大劳动，使他的身体渐渐不支，但他仍然不遗余力地写作，只要有一分力，有一口气，就不放下手中的笔。他每天睡得很晚，躺在床上还不合眼。就这样，长期通宵达旦地工作，身体严重透支。

张季鸾先生还有着浓厚的乡土观念，身居在外，喜欢了解家乡的情况，思念着家乡的一草一木，一时一事。获悉其时日本鬼子不停地轰炸榆林城，他悲愤不已，用手中的笔去抨击日寇暴行。

祸不单行，榆林民众不仅仅遭到了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，这一年灾荒颇重，民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。各界联合拟撰电文，欲恳请张季鸾先生转告国民政府，拨济家乡。

正待发电间，忽闻报载，长期而艰苦的新闻工作使张季鸾先生积劳成疾，心力交瘁，黯然神伤，身患严重肺病。住院期间，国民政府卫生署署长多次探望，并指示医护人员全力诊治，蒋介石也曾亲自到病房探望。但因肺病已到了晚期，不幸与世长辞，时间为1942年9月6日，终年54岁。

陕北各界纷纷立石碑于榆林城内莲花池畔，碑座正面有邓宝珊题写的“健笔卫国”四字，以为永念。

回望张季鸾先生的一生，执掌《大公报》，支持笔政十五年，文如秋水不染尘，人如池莲水清骨，传世佳作三千篇，开创了《大公报》之新纪元。如此成功，究其原因可以有许多，但有两条极为重要：一是他所遵循的办报宗旨，二是他一生不爱财、权、名。

他主持下的《大公报》更有“四不”原则，即“不党、不卖、不私、不盲”，寥寥八字，掷地有声。

有人说，天才是上苍派往人间的使者，他的所作所为，芸芸众生只能欣赏，不可模仿。

人过留名，雁过留声。那长天里、青史中，永不消逝的唯有英名。

关键词： 一介书生 实际上是 趋炎附势